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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法庭誕生釋放三大意義

社會法庭是法庭的社會化,是指獨立于法院正式的調解和審判機構之外,在一定區域內選任一些具有威信力和法律基礎的人做社會法官,依照村規民約、風俗習慣、法律法規解決基層人民那些還上升不到法律層面的糾紛,使其真正消弭于無形達到定紛止爭的效果,是一種創新的非訴糾紛解決機制。但是如要讓社會法庭形成一種獨立的非訴調解機制,當作一種制度運行下去的話,就必須得上升到一定的立法層面,通過具體的法律法規來規范其運行。要想建立社會法庭有效的運行機制,首先需正確把握社會法庭的定位。對此我們必須從深度上理解社會法庭建立的目的和作用,社會法庭的建立不僅僅是為了解決法院工作案多人少、案結事不了的難題,也是破解當前社會轉型期矛盾糾紛及時化解的需要,是落實中央政法委部署的“三項重點工作”、加強基層社會管理創新和基礎群眾自治建設的有益嘗試,是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一項重要舉措。社會法庭具有最親和、最便利、最快捷、最低本和不收費、不結怨、不繁瑣、不上公堂的特點,因此,社會法庭的定位要突出社會性、群眾性、自主性、自治性的特點,社會法庭的定位應當是在黨委領導、政府支持、司法推動、群眾參與下,聘請德高望重、熱心公益事業、有較好解決糾紛能力的群眾擔任社會法官,依據村規民約、倫理道德、人情大義、自主協商、調處民間糾紛的一種新型群眾性自主組織。

社會法庭不是社會和法庭的簡單混合,而是兩者的有效銜接,即在法院與社會之間搭建一個平臺,建立一個實體,創新一個機制,實現兩者之間的銜接,發揮各自的優勢,避免各自的不足,暢通化解基層矛盾糾紛的渠道,做到紛消事了、人民滿意、促進社會和諧。它通過人民群眾推薦,按照一定程序審核聘任一些社會法官,在人民法院的指導下,來解決糾紛。這不僅簡化了繁瑣的訴訟程序,也更符合現代社會對糾紛解決機制的要求,起到了化解糾紛、分流案件的作用。同時,選任“社會法官”的斷案方式,充分保障了當事人民主、自由的選擇權,體現了司法民主的價值追求。

知識產權社會法庭基于專門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社會法庭。即由當事人自由選擇“社會法官”,運用鄉規民約、人情大義、倫理道德、法律知識,來解決社會糾紛、化解社會矛盾的基層自治組織。

知識產權社會法庭具有合法性、協商性、便捷性、公益性等五個主要特征:

1、合法性。從法律角度分析,知識產權社會法庭具有一定的組織性,紀律性,具有一定的制度和結構,有自己的負責人、工作人員、輔助人員等,并對該組織負責。從政治領域,只有被一定范圍內的人們內容所承認的權威和秩序才具有合法性。雖然目前還沒有制定詳細的法律規定和制度,但在現行法律條文中,還是有很多參照規定的。并且在實際運行中,受到了各部門的高度重視,河南省高院也為此制定和出臺了數個指導意見和辦法,以規范知識產權社會法庭的工作開展。

2、協商性。協商性是指在解決知識產權矛盾糾紛中以理性的溝通讓雙方當事人當面對話,以主體間的合意取代了裁判者的定,并最終以妥協的正義或稱之為協商的正義互利的正義取代分配的正義。

3、便捷性。便捷性是指在知識產權糾紛解決的過程中,主要以調節的方式,不拘泥于任何特定的形式,使雙方當事人都能積極主動,促使當事人快速達成共識,解決矛盾。

4、公益性。所謂公益性指社會法庭的社會法官都是公益性的為社會做貢獻,解決行業內的糾紛,不圖回報和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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